“留不下的城市，回不去的故乡。”

无数年轻“农二代”在每年团年宴上说出这句话，带着无尽的惋惜。

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，又失去了土地和劳动工具。现实所迫回不去，不是想象中的回不去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家长会催孩子回家，找个清闲差事，但绝不会催他们回来种地。

“外面混不下去就回来”，对城里孩子来说是后路，对农村孩子而言，却是父母都不再相信你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公开表示：农二代被迫回乡，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。

只有一种返乡值得肯定，那就是衣锦还乡。但当下，农村似乎已经不兴这套了。年轻人接二连三回家，再也没有暴发户的气质，而是从头开始干，先“还乡”，再“衣锦”。

感谢这片土地

黄河和长江，是中国人的母亲河。生活在河畔两岸的人民，直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即便是工业化、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年代，这些地区的农民也不用远走他乡。不存在留守儿童，一人种地，全家吃饱。

后亚强就是这样，上世纪80年代他生于甘肃岷县。虽然这是个贫困县，但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，这里地处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西秦岭交汇地带，高寒阴湿的环境不适合种小麦，却盛产黄芪、当归、党参等滋补药材。

当地有句顺口溜，脱贫有三宝：黄芪蜂蜜鼠尾草。后亚强记得，小时候每逢赶集，父母就在骡子身上绑满黄芪。凌晨三四点，爷爷赶着骡子出发，直到深夜九十点才回家。虽然黄芪有时候卖不出去，但一家人日子还能过，直到18岁后亚强才外出打工。

如果说，黄河边的后亚强是维持温饱，那么长江边上的陈芸，生活至少是奔小康。

固城湖是长江支流，位于南京高淳区和安徽宣城的交界。这里被称作“小南湖”，具有丰富的自然饵料，适合养殖中华绒螯蟹。

2008年，看到别人养蟹赚钱，南京一个木匠开始承包土地，养殖大闸蟹，并从最开始的几亩地扩大到了18亩。他叫陈建禄，是陈芸的父亲。养蟹的第一年，他就净挣三四万块钱，当时北京一平米房价只有1.2万元。

陈建禄养蟹的第二年，陈芸考上了苏州科技大学。四年后，她和中国699万毕业生一起，加入秋招大军，最终留在城市工作，结婚生女、买房买车。

两条河都不靠的于本诚，幸运地生在港口城市，父母又恰好抓住贸易风口。

提到山东，很多人会说“烟台苹果莱阳梨”，也有人想到大樱桃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莱阳梨是太婆梨的升级版本。每年，龙口市生产太婆梨4000万斤，其中一半以上发往俄罗斯，三分之一走线下，剩下做罐头。

于本诚的父亲，就是当地知名的水果供货商。他和另外两名烟台人，占据了牡丹江口岸发往俄罗斯太婆梨的全部份额。高峰时，家里每年销售250万斤太婆梨。如果全部堆起来，刚好塞进5000平方米的冷库，一个月电费就要10万块。

作为家中独子，于本诚从小衣食无忧，去年刚大学毕业。但包括他在内的农二代，都不曾想过，有一天家里生意不景气，要靠自己回去“力挽狂澜”。

作为“失败者”的归来

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《乡土中国》中写道：“乡下人离不了泥土。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，一代一代的下去，不太有变动。”

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。1995年以来，中国城镇化率从29%飙升到60%，农村人口却从8.6亿降到了5.6亿。3亿人离开农村，将汗水撒向城里的学校、工厂和企业。农村生态凋敝：每年减少1000万所学校，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不足3个。

寒窗苦读十年，只为鲤鱼跳龙门。前不久，33岁的中科院博士林文，到农村做田野调查，路过的村民将其当作反面教材：“你看，不好好学习，以后就像他一样种地”。

这样的经历，“蟹二代”陈芸，“果二代”于本诚，或多或少都碰到过。

2017年春节，陈芸陪父亲看了一场春节联欢晚会。电视里，陈芸的偶像TFBOYS与陈建禄的偶像刘涛搭档合作，完成了一曲《美丽中国年》。父亲却高兴不起来：春节期间大闸蟹售价并不高，辛辛苦苦养了一年，还是亏了8万多块钱。

2019年底，陈芸从苏州回到了家乡南京高淳，摄影：安舜

蟹一代的意识里，大闸蟹养好了，就是要卖给批发商，扩大效益只能靠增产。但陈建禄承包1亩蟹塘时挣钱，扩大到18亩反而亏钱。稍微懂点市场的蟹农，唯一要抉择的，就是看是趁着中秋高峰卖掉，还是等春节高价卖掉。

其实无论怎么选，都挣不了太多钱。理想状态下，养一只螃蟹能赚10元钱。但卖一只螃蟹，利润在15元左右，“养得好不如卖得好”是常态。陈建禄养的螃蟹，就经常被中间商收走，贴上阳澄湖的标签高价售出。他有些后悔，还不如一直做木匠。

此时，陈芸已经在城市立足，成为某国外品牌的区域代理。当陈芸提出回家用电商卖螃蟹时，父亲撂下狠话：敢回家，打断你的腿！

22岁的于本诚是被迫回家的。最大的水果进口商断了销路，很多人等着看笑话。

去年8月，因为在果子里检测出害虫，俄罗斯暂停了中国梨果类作物的进口。当时，于家冷库里已经堆满新上市的太婆梨，足足有150万斤。

国外销路断了，父母分头去哈尔滨和北京的批发市场找门路。可出不去的太婆梨，线下价格已经砸到了8毛钱一斤，只有收购价的三分之一。

2019年8月，于本诚打算网上卖太婆梨，很多人等着看他的笑话

当时，于本诚在寿光一家电商公司上班，但也只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。经验没攒够多少，就得回家收拾烂摊子。原本出口的水果，中国人吃不吃得惯？这个东西大家不认识，也会在网上购买吗？回家路上充满不确定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。

至于陈芸，父亲不给资金支持，她只好一个人行动了。

裂缝里的阳光

33岁的博士林文蹲在地里，路人嘲讽他是不学无术的农民。学农人的尴尬，源于人们的刻板印象。提到农民，必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必然是面色黝黑、衣衫褴褛，必然是汗滴禾下土。实际上，骑白马的未必是王子，蹲田里的未必是真农民。

没人愿意当农民，原因很简单，劳作一年收入不及工地搬两块砖。但假如，不是守着薄田挣口粮，而是寻找新路提高收益呢？林文研究旱作小麦种植，新技术推广后，平均亩产翻倍，每亩增收200元。现代农业不是小米加步枪，而是大炮和导弹。

今年7月，孙郁晴参与多多农研大赛，获得传统农业组第一名

2009年，沈海燕回家照顾父亲，偶然听说家乡草莓品种退化，县里想引进一家科技含量高的育苗企业。原本在合肥开印刷厂的她，转型培育草莓品种，现在成了当地的“育苗皇后”。

她24岁的女儿孙郁晴，却对农业一直有些排斥。原本家里做印刷挺赚钱的，自从母亲转型做草莓，坑就一个接一个。2018年草莓基地结束投入期，可以开始赚钱了。谁知一场雪灾压塌了公交站台，也摧毁了造价上百万的草莓大棚。

正在读大学的孙郁晴，生活费都不敢往家里要了。老师帮申请奖学金，加上自己打工，才算渡过难关。去年申请研究生时，她也默默跨专业到经济学——城市长大的她，本科依从母亲选的植物学，结果自己学着发虚，也不感兴趣。

今年疫情，工人不能按时返工，草莓又要烂在地里。孙郁晴也没法出国，只好跟家人一起，每天四点起床去摘草莓，然后开车送到合肥销售。那两个月，她每天嚷嚷要把草莓基地转出去，好在电商平台分担了一些团购订单。

危机背后，是一场深刻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。稚气未脱的孙郁晴，此时并不了解这些。大他10岁、山里长大的后亚强，则抓住机遇，将甘肃岷县的黄芪运到了南方。

后亚强家庭联合创业，女人们一起打包，摄影：安舜

18岁那年，后亚强就带着弟弟到新疆、内蒙等地打工。2015年村里通了4G网络，他回来“撺掇”了几个家里有地的穷亲戚，准备把黄芪卖到富裕的南方去。黄芪是特色农产品，营养价值丰富，本地人却不稀罕。集市上卖不掉，只能给远道而来的小贩，也赚不了几个钱。

南方很多养生人群，习惯拿黄芪泡水，却买不到正宗的。要是有一个产品，可以把这些需求聚集起来，批量给后亚强下订单，他也就不愁销量了。偶然一次，他在湖南卫视看到拼多多的广告，觉得应该靠谱，连夜组起了草台班子。

后亚强一家都搭了进去：母亲搞药材种植、媳妇搞直播销售，自己则是合伙人，负责进、发货和客服。母亲半辈子守着七八亩黄芪，现在开始打包发货了。媳妇每天晚上看平台其他主播，把词儿录下来，背出来，第二天再对着屏幕说“买它买它买它”。

好消息是，拼多多上开出了第一单，岷县黄芪出山了。坏消息是，家族联合创业增收的第一年，他们亏钱了。

还没到收获的季节

亏钱归亏钱，后亚强家的日子，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了。

从前，母亲舍不得吃早餐。现在，她一般会泡杯茶叶水，吃个馍馍，再下地打理黄芪。忙完农事，还要切片、打包。做完这些，她每个月可以领到儿子发的工资1000多元。

后亚强的母亲谈明芳正在田里劳动，摄影：安舜

以前，媳妇播一天只能出两三单，现在一天有十几单。后亚强原本不敢谈爱好，现在他发现自己喜欢做电商，可以靠大脑而非体力吃饭了。

水滴石穿。春天黄芪只有十来单，夏天就到了200单。秋天的双十一，后亚强报名了一场秒杀活动，不一会儿功夫就卖出2000单。

于本诚的太婆梨，刚开始卖得也不好。消费者没吃过这种水果，发来投诉：你们的梨是石头吗？能砸死个人儿啊。他只能口苦婆心解释：放几天后，才会软糯香甜。

一边开着拼多多店铺，一边恶补电商知识，于本诚终于卖光库存。半年后，新冠疫情暴发，他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提前演练——由于大量销售转到线上，家里的生意反而没受多大影响。

网上销售渠道打通了，但还远没到收获的季节。今年8月底，于家3000平方米的新冷库和包装车间开始建设。于本诚打算将销售品类从太婆梨逐渐扩充到整个烟台水果。

固城湖畔，陈芸沉心养了一整年大闸蟹。眼下，第一批螃蟹已经成熟，拼多多店铺也已经申请通过。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行动，2017年，江苏兴化的“蟹二代”戚银入驻拼多多，现在全年销量达千万，还把生意扩到了香辣蟹等深加工品。

孙郁晴对农业的偏见，开始慢慢消除。前不久，她受拼多多邀请，参加了FAO举办的“多多农研科技大赛”，拿下传统农人第一名。但最令她诧异的是，自己冒着过敏的风险，汗流浃背在地里忙活时，不远处AI队的大棚里空无一人。

跟草莓朝夕相处4个月后，孙郁晴爱上了农业

这让她想起自家的大棚。2012年之前，沈海燕100多亩草莓园区全靠人工抽水灌溉，费工费时也费钱。听说国外水肥灌溉已经实现自动化，她去以色列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备。但农民不会用，机器只用来灌溉水肥，其它功能全没用上。

家里的工人大多超过60岁，看不懂英文说明书。而她对草莓过敏，很想“懒人式种地”。为什么不能两者结合，各取所长呢？母亲觉得年轻人不爱种地，是因为心气太高，其实他们只想换一种方式种地：不是靠经验手感，而是靠数学公式。

2015年春节，一位农二代回村，却没有住在家里。他开着车到村里溜达了一圈，然后直接开到县城里了，家里俨然一个旅游地。父母收拾的房间、新铺的被子，全是多余。很多人感慨：村一代外出只是挣钱，村二代却是举家迁移。

这不能完全怪年轻人。西方机器大工业，第一个冲击乡村手工业。农村生产方式本就落后，再加上城市的虹吸效应，生态更是凋敝。很多扶持政策中，能受益的农民，多半来自旅游景区和少数民族。这些地区在全国农村中的比例不超过5%，剩下95%的乡村该如何振兴？

教育、医疗的对齐，首先来自就业。换言之，有人、有钱，才有配套设施。土地是农村最大的生产资料，想要这片土地的价值最大化，必须消灭信息差。农一代斥责农二代，只知道埋头玩手机，但正是小小的屏幕，打开了农业科技的大门。

种果子的，养螃蟹的，挖药材的，突然发现买家不见了。这是悲剧，但如果接上网线，就有确定的需求等着，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呢？城里长大的孩子学农，总觉得虚头巴脑、不得要领，但假如种地就像打游戏，可以远程操控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

更直白点，要是家里也有高楼大厦、什么条件都跟城里接轨，谁愿意背井离乡？抱着这种念头，四个出村的年轻人决定返乡。这样的麦田守望者，日后会越来越多。【文 特约作者 吴艾绵】

来源：观察者网

编辑：汤静

审核：黄黎

终审：吴志军 魏保东

出品：孝感广电云上孝感